1913年秋天，杨文局出身在四川省达县蒲家场一个祖祖辈辈给地主当牛作马的贫苦农民家庭。她9岁时就被迫抵债到当地一户地主家当丫头，受尽了打骂欺凌。

在那革命烽火四起的年代，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从外面回来，经常到乡下访贫问苦，传播革命思想。在他们的影响启发下，1929年春天，年仅15岁的杨文局乘深夜逃离地主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组织上把她送进了达县女子师范学校。1930年1月她就参加了党组织。那时杨文局还不到17岁。她一面读书，一面积极参加学生运动，领导学生向学校反动当局作斗争。每年寒暑假，她就下乡搞妇女运动，发动妇女抗粮、抗租、抗税、抗捐、抗债，宣传革命真理，宣传妇女解放。   

1933年，红四方面军由鄂豫皖苏区转移至川陕边区。10月，红军解放了达县，杨文局作为地下党和游击队的联络员迎接红军。达县解放后，20岁的杨文局担任了达县县委委员、妇女部长，负责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建立政权，支援前线。

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杨文局满腔热情地迎接了达县的解放，并奋不顾身为新生政权而忘我斗争。但是，却遭受了她坎坷人生中第一次来自革命队伍内部的沉重打击。

当时，担任红四方面军和川陕苏区主要领导工作的张国焘，歧视排斥西北地下党干部。肃反扩大化使许多曾和杨文局一起战斗过的好同志被杀害了。在一次党代会上，一位地下党的同志又被诬陷为“反革命”，并限令在三天内抓回枪决。杨文局挺身而出，为这位同志辩护作证，但受到执行张国焘错误路线的个别领导人的打击，几乎被清洗，只是由于她出身贫苦农民家庭和给地主家当过童养丫头的经历才幸免于难。不久，杨文局被调任红三十军二六五团，派赴前线工作。以后又调她到总供给部任军需物资保管科长，并和总供给部部长郑义斋结为连理。长征开始时，随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过雪山草地，北上抗日，1936年10月三军胜利会师后，杨文局随总供给部西渡黄河，执行打通国际路线等任务。按照中央及军委指示成立西路军后，她又开始艰苦卓绝的西征岁月。经过古浪、凉州、永昌、高台、临泽、梨园口等战役，西路军最终在祁连山中遭遇惨败。

1937年3月18日，在弥漫的风雪中，西路军总供给部部长郑义斋的夫人、妇女工兵营营长杨文局不幸被俘。遭受惨痛的失败，又身陷囹圄，杨文局对革命事业并没有丧失信心。战俘营里敌人劝她投降，她义正词严地回答说：“西路军失败了，党还在，红军还在，革命一定会胜利。”

在马匪俘虏营监狱囚禁中，杨文局生下了一个男孩——郑盟海。经过不懈的斗争，她终于逃出了敌人的牢笼，东躲西藏，昼伏夜行，流落到天祝藏族自治县西顶草原上的深山村寨里。

在这偏僻荒凉的寨子里，一个带着孩子的外乡女人，又是人人都怕的“共产婆子”、“红军婆子”，怎么生活呢?为了等待时机找寻组织，为了革命的后代，杨文局抑制着内心难以忍受的悲痛，装聋作哑，以乞讨为生，艰难地维持着母子俩的生命。1938年初秋时节，杨文局带着不满1岁的儿子郑盟海，从武威张义山区的石头坝石嘴村，顺着一条林木丛生的羊肠小道，一路讨荒，义无反顾地走向古浪西边的大山深处。她说：“老郑牺牲前想得对，指明了我们母子生活的去向，只有这样走到最偏僻的地方，才能摆脱敌人的残害，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日后再与党组织联系。”即便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杨文局始终对党对革命事业充满希望和信心。

独在异乡，骨瘦如柴的杨文局内心一片茫然。孩子饿了，她从农民的山地里挖出鸡蛋大小的洋芋，一口一口咬碎喂到孩子嘴里。农夫发现后追赶而来，她便装作哑巴。当爬上高高的天祝县大红沟地带的西顶草原时，她意外地遇到了一位十分善良的藏族妇女李坚草吉。

骑马行走在草原上的李坚草吉，看到弱不禁风的杨文局孤儿寡母，蓬头垢面，饥饿难耐，顿生悲悯之心，乐善好施的她立刻下马，热情地把杨文局母子接到自己家中给吃给穿。当时，梅洛桑却增和李坚草吉一家是天祝县西顶草原上最富有的人家，牛羊成群，耕地百石，家底殷实，从而使杨文局母子有了可靠的生活保障。

在劫后余生的岁月里，在共同的生活中，杨文局和李坚草吉结下了姐妹般的深厚情谊。李坚草吉手把手地教杨文局拌酥油糌粑，杨文局一句一句地教李坚草吉唱四川民歌。

李坚草吉的儿子梅万海恰好和郑盟海同年同月出生，万海早生几天为兄，盟海为弟。每当马匪的队伍入寨排查搜家，两位老人就把杨文局藏进地窖里，把两个孩子哄睡在一起，当作自己的双胞胎儿子，一次次躲过劫难。杨文局的儿子郑盟海和梅万海从小脸型酷似，打扮一致，身着同样的藏族服饰，整天玩耍在一块，在他们一同生活的12年里，梅家请来私塾先生给他们教书识字，同窗共度彼此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建立了不是亲兄弟，胜似亲手足的深情厚谊。

岁月悠悠，姐妹情深；时光流逝，兄弟情长。当李坚草吉得知杨文局是位共产党员、女红军时，更是敬佩尊重，从不让她下地干活。有时自己的儿子和文局的儿子玩耍闹矛盾时，李坚草吉总是责怪自己的孩子，使得杨文局无数次感动得流泪，常年针线茶饭做得一丝不苟，把梅家里里外外打理得井井有条。

在12个春秋的漫漫长夜里，她无数次痴痴地遥望着东方的天际，等待着早一天迎接光明之神的到来。直到武威解放后的1949年秋，她才在藏族救命恩人李坚草吉的护送下，骑着毛驴翻山越岭，行程近百公里赶到武威，回到了党的怀抱。

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但西路红军高级将领郑义斋、红军女英雄杨文局和甘肃省武威市天祝藏族自治县一户藏族家庭的故事仍在天祝草原、河西走廊、陇原大地、新青宁陕，在西路红军曾经浴血奋战过的广袤土地上广为流传。人人都说，这是一曲人间大爱的颂歌，这是藏汉一家亲的历史见证，这是军民鱼水情深的绝唱，更是民族大团结的永久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