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

原文名为《解构现代化》

一、题记:在调研中反思

我不是一个书斋型的学者，而是一个四处游走的调研工作者，通过调研得到的大体上都是感性认识。如果希望进一步上升到理性高度，转变成为所谓理论，我们需要根据大量调研的情况，进行更多的深刻反思。反思其实是很痛苦的。经历了大量的调研和实践之后，对现有的书本上约定俗成的普遍接受的概念，必须重新认识。

以我自己来说，20世纪80年代，我也曾经是个激进的市场改革的推进者。当时我这种激进的市场主义者坚持认为过去的问题主要在于体制不好，只要能够比较快地推进市场化改革，就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只要产生新的可供分配的增量，中国的问题似乎就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国家的现代化似乎就能够很快实现，然而到了90年代，这些问题看起来并不是那么简单了。

本文其实便是我在大量调研基础上对“现代化”进行反思、解构的一个结果。

必须指出，解构(deconstruction)并不是简单化地否定，而是指当我们要使用现代化这个概念时，先要弄清楚这个概念是怎么形成的，它对我们中国人的历史和现状到底意味着什么。

二、历史考察

发展中国家的落后状况，并不是像发达国家的某些理论和意识形态所解释的那样，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不行，制度不行，甚至人种不行。

历史早就告诉我们，西方人实现的现代化，其实是一个300多年的长期殖民化的结果。一方面，通过向殖民地转移出过剩的人口，化解了老欧洲人口与资源的紧张关系，为资本原始积累提供宽松的资源环境；另一方面，通过占有殖民地的丰富资源，西方国家从殖民地大量向本土回流资本收益，使之得以迅速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因此，西方的现代化实际是以殖民化为实现手段的资本形成，资本扩张的过程。

首先来考察人口变化。

拉美学术界都知道的一个常识性的道理是:300 多年前，北美大陆有大约1亿印地安人口，但是随着西方殖民侵略，到达美洲的殖民者发现那里的土著居民不适应奴隶劳动。因为土著部落本质上就是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民族，几千年来土著的生存理念就是不向自然多索取，他们不多猎杀野兽，只要够自己吃就好了，因此，这个民族按他们的理念来说是最可持续的。但资本主义工业化本身必须进行原始积累，与印第安土著的可持续的理念自然要发生矛盾。当欧洲人到了新大陆强迫土著居民劳动时，土著就要自由，也要现代人现在才强调而他们从来就有的“可持续生计”，他们不愿意到殖民者的矿山去劳动，按照资本主义的逻辑，那就是懒惰，就需要被“强制”。

于是，土著人口在反抗中就大批死亡。

现在美国的印地安土著已经不能再算是一个民族了，根据老布什总统提供的一个数据:1992年美国境内的印地安人只剩下了42万人。而当年殖民地新的资源开发又急需劳动力，所以就得把殖民者占领的非洲大陆的劳动力转移到南北美洲。

在这个过程中，南美大陆和北美大陆各减少了1亿土著人口。而非洲1 亿人口在被抓过程中杀掉了1/3，转运中死掉1/3，到达美洲的人口大概剩下1/3。

300年的殖民化，欧洲本土总共移出1/4人口，号称”日不落帝国”的大英帝国占的殖民地面积最大，移出人口也最多，大约有1/3，其中最贫穷也最善战的苏格兰人口转移出去1/2。其结果是：欧洲人占领了其他的4 个大洲，人口和资源的紧张关系由此彻底改善，资源环境空前宽松。

另外一个被人容易忘记的常识是:如果把欧洲搞殖民地转移出来的人口，都计算回欧洲，亦即把 l6～l7 世纪以来欧洲大陆向北美、南美、非洲、澳洲这4个大洲移出的人口及其繁衍的后代都送回欧洲，那欧洲现在应该有多少人?

大概在10亿左右。

于是乎，在主张个性充分发展的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资本主义的欧洲，资源和人口之间的关系就会非常紧张，会导致比那两次世界大战还激烈的冲突，欧洲大陆的现代化便会是一个遥远的梦想。因此，这个殖民化过程是伴随着美洲土著，非洲黑人奴隶几亿人口的大量死亡，以及资源环境的大规模破坏而形成的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这个事实演进过程，当然就产生一套资本形成、资本扩张的经验，而依据这个经验形成的理论，恰恰就是我们现在已经习惯接受的所谓”现代化”的社会科学。

现在很多人都在讨论的欧洲的社会主义、福利国家，其实这也与长期殖民化有关。欧洲对于其他4个大陆的殖民地开发，产业资本的扩张，带来了发展社会化大生产的需求，人口的大量迁移，劳动力就出现短缺(尤其在还尚未形成机器化大生产的时候)，这样，劳动者的谈判地位就在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的状态下形成，于是就出现了工人运动，就有了欧洲的社会主义政党，接着就有了福利政策的提出，也就有了后来的福利社会主义和福利国家。这对于当时的工人运动历史来说，也是有殖民地这个根可循的。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分析过，英国之所以工人不强烈反抗，在于英国的殖民地能够大量向本土回流资本收益被国民分享。假定300 年的殖民过程对于西方的现代化是不可或缺的，而这客观上也是形成西方话语环境中的”现代化”的经验过程，那么，当我们现在讨论中国的发展问题时，就不能仅是将这些话语拿过来用，而又不去仔细考虑这一套话语是如何形成的。

相反，我们必须认真思考:西方话语环境中的“现代化”的经验过程是否是一个科学的东西? 从方法论角度来看，现代社会科学是不能被称之为科学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科学不能试验。

为什么只有试验得出的结果才是科学的呢？那是因为，如果在给定的条件下沿着一条技术路线得到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应该可以被别人重复，那这就是科学的成果。如果我们把所谓“现代化”也作为一个科学的理念拿过来，那西方走过的300年殖民化，就应该被看作是一个实验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被别的国家重复吗?

如果不可重复，对于后发国家，追赶工业化国家的发展中国家，怎么能够直接就把那一套东西搬过来呢?

通过对西方国家现代化历史进行回溯，并对现代化的实质及其科学性进行讨论，可以发现，我们确实需要对过去接受的约定俗成的东西进行重新认识，不能搬过来一套话语，就成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实际上，以往在很多书本上、研讨会上所讨论那个”现代化”，其形成的经验过程，我们客观上实在是不可重复的。

从近代看，亚洲国家按西方模式推进现代化的，确实有几个先驱者。如日本，它是最早提出“脱亚入欧”指导思想的国家，不过，当它想按照西方搞殖民化扩张的规律再走一遍的时候，却被西方狠狠地教训了。日本人可能由此就觉得很委屈，到现在还不肯认罪，内心深处是愤愤不平的：“既然你们西方人可以通过殖民化完成现代化，而且你们在美洲和非洲干的事要残忍得多，为什么我日本人就不可以？我们不外乎就是占了朝鲜，中国台湾，中国的东北，蒙古的一大部分，因为我们本土几乎完全没有资源，按照西方的经验去占领殖民地有什么错?”日本要脱亚入欧，结果却被老师打回去，狠狠教训了一顿，不允许它按西方模式走，至今很多日本的进步人士大都认为，日本还是被美国驻军的非主权独立国家。由此看来，要按照西方模式再走一遍殖民化扩张的路，第一是没条件，第二是日本曾经走过但没成功。　

那中国又该如何呢?

中国在进入世纪之交的时候，在主要工业品的产量上都已经达到了世界前列，钢铁第一，彩电第一，煤炭第一，纺织品第一，水泥第一……诸如此类。中国很多重要工业品的产量不是第一就是第二，这是因为：一方面，我们国内市场比较广大；另一方面，其实中国产业形成，扩张的过程本身，恰恰就是一个需要提问题的过程。

无论到亚非拉国家，还是到发达国家，到处可以听到人们在说“中国威胁”，为什么呢？因为中国需求太大了！2003年中国经济增长9.4%，同时也消耗了世界石油总量的l0%，钢铁总量的24.9%，水泥消耗量的50%。以钢铁为例，中国铁矿石的购买占澳大利亚铁矿石输出的1/2 以上，巨大的需求推起了澳大利亚的GDP，推起了澳元汇率。如果照这样下去，不用过多久，世界能源和原材料市场中相当大的份额将会是向中国供给。

然而，这个世界会允许吗? 我们已经有过教训。比如说l995～l996年，中国连续l8个月进口了3000 万吨小麦，导致国际小麦市场价格上涨大约100%。这引起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不满:“你们中国有钱了，可以大量进口；但我们没钱买不起，难道就活该饿肚子吗?” 在“市场主义”思维的支配下，国人对此指责并不以为然。但其他国家都觉得中国这样有问题，于是，要么是“中国崩溃论”，要么是“中国威胁论”。崩溃论认为：“中国没有足够的资源，也不可能永远这样消耗世界资源”；而威胁论的出发点差不多，就是认为中国这样下去会把世界资源市场抢光。

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曾经提出这样的观点:20世纪德国和日本的崛起，曾经因为试图改变世界经济政治秩序而引发两次世界大战。 2l世纪中国的崛起，也必然要求改变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将会导致的冲突对全人类都是一个挑战。可我觉得，中国这种所谓高速增长，首先对中国自己就是一个挑战。

三、现实考察

为了全面解构现代化，并探讨现代化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启示，我们接着应该考察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近几年我得到了一些机会，在一些国际NGO组织的支持下，到一些发展中国家进行考察。相比20世纪80 年代末，90 年代初时到欧美发达国家考察，在发展中国家考察的感受很不一样。我发现很多发展中国家已经经历过、思考过了的问题，我们中国正在经历，正在思考。

和发展中国家知识分子交流，会得到完全不同的说法，特别是去南亚，东南亚，南美，就会发现他们思考的问题几乎完全不在我们的视野之内。而中国现在所打算实现的很多预期目标，也许这些国家已经实现，或者曾经实现过。比如说，中国提出要在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是人均GDP 在现有水平上翻两番，200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公布的人均GDP是1000 美元，翻两番大概是3000美元。我们现在的城市化率约为36%，而按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预期，2020年的城市化率大约是55%。

似乎，如果中国实现这样的人均收入，城市化目标，三农问题可能就会得到顺利解决了。可是，当我们仔细考察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历程，会发现这些目标在这些国家曾经达到过，但是问题解决了吗?根据到发展中国家做比较研究的亲身体会，我发现，市场经济条件下三大差别扩大的问题并不仅仅是中国一国特有的现象。

不妨以墨西哥为例。无论私有化程度，自由化程度，民主化程度，市场化程度，墨西哥的这些“化”，都比中国走得要远得多:在金融危机前人均GDP曾经接近6000美元，城市化率接近80%。也就是说，中国现在预期的目标他们早就已经实现了。但是，在这样的私有化、自由化、民主化和市场化程度下，墨西哥社会仍旧是两极分化，城乡差别仍旧相当大，农村问题仍旧相当复杂，矛盾有时候甚至相当尖锐。农村的凋敝，农民的破产，事实上并没有随着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得到解决，并未随着GDP 增加，城市化目标的实现迎刃而解。

再看巴西。国土面积比中国稍小，人口不过才l亿多，而且没那么多的沙漠和山区。坐飞机从巴西上空飞过时，中国人都会非常羡慕，因为那是一片绿色。巴西经济发展水平也很高，人均国民收入达到过7000 多美元，城市化率达到82%。但是，那里仍然有全国性的“无地农民运动”，也有各种各样的激烈的社会冲突。

墨西哥城有数以百万计的人生活在贫民窟，巴西的大城市里也有大面积的贫民窟，大批的边缘化的人群生活在贫民窟里。黄赌毒在贫民窟里面泛滥成灾，黑社会控制极为严重，正规的政府治理则很难实现。

印度北方的地区贫困问题也相当严重。那是看了觉得惨不忍睹的贫困，相当多的农民无地，茅草房比比皆是，农民家徒四壁，贫困农民反抗的激烈程度也是不可想象的。根据印度情报部门的判断: 从尼泊尔到不丹，到印度西北，再到斯里兰卡，已经形成了一个游击走廊，农民的武装控制了相当大的农村地区。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无论到泰国，菲律宾，还是到墨西哥，巴西，只要到发展中国家去看，所到之处几乎都有相对来说比中国更高的收入水平，更高的城市化率，更好的资源条件。就中国现在所追求的制度变革的目标——市场化、自由化、民主化、全球化等——而言，这些国家都比中国走得远。

这些现象发人深思:为什么这些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数据上已经比我们追求的目标还要高，却还有这些现象呢?为什么在制度变革上走得远，经济上也比我们现在公布的数据好看，而社会的三大差别:收入差别、城乡差别、区域差别，亦即我们现在要着力解决的问题，却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观，某种程度上甚至社会矛盾更复杂，更尖锐?

四、我们到底要什么样的现代化？

当我开始反思西方过去的真实经验的时候，就不会再用那些约定俗成的概念去讨论问题，就会根据事物的客观规律来考虑中国现实的选择是什么。那些翻过来倒过去地不断召开的研讨会，都是言者谆谆。可我们目前面临的根本性问题，讨论来讨论去，似乎还没讨论清楚。

比如，有人会问:中国是不是真有条件能够实现人均GDP“翻两番”?我认为，应该有足够的信心，翻两番其实不是问题，三番、四番都行，前提是中国不开放货币市场，不开放资本市场。

什么道理呢?

首先，必须看到，货币发行的最重要基础是稳固的政权。当全世界1944年放弃黄金本位后，经济增长对于货币发行当然是很重要，但不是绝对的，真正绝对的可以说是唯一不能替代的货币信用来源就是强大政府的政治信用。因此可以说，货币发行的唯一最重要的基础就是政治强权。

我们可以通过美国和苏联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道理。如果美国没有超过其他国家多少倍的军事力量形成全球霸权，就不可能维持美元的世界硬通货地位。尽管苏联的实质经济总量相当庞大，但其经济崩溃的主要原因，恰恰是货币体系的垮台;而货币体系垮台的主要原因是苏联的政治改革先行，它的政治强权不复存在；没有政治强权就没有以其作为依据的货币信用，由此导致卢布大幅度贬值，国家和老百姓的财产都随之大幅度缩水。而中国是目前相对来说政权最稳固的国家。无论国家发行多少货币，信用是来源于政府的。尽管国有银行有较高的不良资产率，但老百姓照样存款，没人怀疑存款会大幅度贬值，原因在于，国有银行的信用程度并不在于按照“巴塞尔协议”规定的资本充足率是多是少，而在于它背靠着一个庞大的中央集权制政府，亦即所谓中国是“单一制”国家。

因此，在中国现在的政权不仅足够强大并且在不断深化自我改革条件下，如果现在这种政权稳固且不断完善的状况基本能够保证国家稳定这个大局，那么，只要我们不急于开放货币市场，政府就可以印发货币，印出来就可以增加投资进入GDP。

可是，为什么我还提出不要开放资本市场呢? 我认为，资本市场主要是个把资源和资产通过“资本化”来产生增殖的工具。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解释: 过去中国实行分房制度，那时的住房是生活消费资源，连资产都算不上。后来1998 年政府推进住房制度改革，人们只能去买住房，房子就从过去通过分配得到的消费资源转变为所有者持有的资产。如果房地产建造和经营企业再进入股票市场，就是把房地产资产再进一步资本化。人们一旦买住房，就得先得到货币，比如10万的房价，国家就得增加发行10 万货币。于是购买住房的开支就进入GDP了，亦即增发的10万货币进入了GDP。如果再进入二手房市场交易，房地产企业再进入股票市场，股民还得获得更多货币来参与交易；如果再进一步创造出各种各样“金融衍生品”，政府就必须增发更多的货币。

因此，在过去分房时代，住房虽然也在事实上被人们消费着，却不表现为GDP增量;可是通过住房改革，从分配变成购买，再变成房地产业的资产进入股票市场，这个GDP增量便可不断翻番。这就是我从来不怀疑中国过去能实现翻两番，到2020 年也能够再翻两番的道理。何况，我们这么大的国家，还有很多草原，森林，水，土，矿产，还处于资源形态，只要能够进入交易市场，再进入资本市场实现资源资本化，GDP 就上去了，别说翻两番，10番都没问题。因此，问题不再是GDP 能否不断翻番，而在于这是不是我们真正要的东西? 我们到底要什么呢?

当GDP翻到10番的时候，我们就有几十万亿的财富总量，就能够以虚拟经济对发达国家的虚拟经济，中国也就可以参与几个虚拟资本大国之间的新一轮竞争。

难道我们的确就要这个东西吗?如果要，我们就这么走下去。这就是当前的主流。

沿着这个主流走得下去吗?当然，可能会走得下去。可同时必须附带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科学技术加速发展到能把阳光变成能源，把海水变成原材料，能把地球的太空的资源无限开发。亦即假定西方主导的这个现代化能够实现，那就必须是建立在人类的能力无限扩张，能够无限地占有资源。

在这个附带条件的制约下，如果人们觉得这样的路走不下去，那么至少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就应该考虑人与资源，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就需要有一些反思，因为中国毕竟是一个人口不断膨胀，资源严重短缺的国家。

假设中国到2020年人均3000 美元的GDP目标能够实现，而且真的能够让55%的人生活在城市中，这样大约有8亿人生活在城市，还会有7亿多人生活在农村。按照现在的统计，农业人口是7亿8000万，到那个时候农村人口的绝对数量不过仅仅减少几千万而已。也就是说，广大农村的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状况并不能得到根本改变。而另一个方面，城市化必然要求占用更多耕地，按照现在的城市化速度，平均每年耕地面积减少1000万亩，到时候会减少2亿多亩耕地，那农村的人地关系不仅无法得到改善，反而会恶化。

如果承认这个发展现实，我们就会发现，尽管我们希望实现城乡统筹，协调发展，但是城市现有的这一套现代经济制度，对人地关系高度紧张，小农经济高度分散的农村来说，仍然是不适用的。如果按现在提出的大目标去看2020年，我们的人口达到15亿多的时候，仍然会有一个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仍然会有大量的人生活在农村中，人们现在认同的全部的这套现代化治理的制度，对农村社会仍然不完全适用，国家也仍然不能按照所谓的现代法制来形成一个政府治理。只要城乡二元结构还长期存在，那城乡居民收入和生活的差别也还是存在。贫富差别和区域差别呢?恐怕也都还是会存在的。情况也许就是如此。

进一步反思可以发现，之所以我们还没有形成像发展中国家大城市中大规模的贫民窟，恰恰就是因为中国存在城乡二元结构，恰恰就是因为我国的现行农地制度是给农民按人平均分地。如果农民真地彻底离开农村，他拥有使用权的那块地就没了。所以，尽管允许农民进城打工已逾十数年，尽管1992 年取消粮票以后就出现了4000 万以上的农民工，开始了大规模的流动打工，但十几年过去了，流动打工仍然是流动打工，在城市定居下来的仍然很少。假定我们想加速提高城市化率，让这些人定居下来，至少应该先去看看发展中国家实现的城市化率有多少是出现在贫民窟?

这种过度城市化是我们真正想要的吗?

如果说要实现良性的社会治理，都给这些人提供社会保障，中国在可见的将来并没有这个财力。 当多种多样、方方面面的情况错综复杂交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进一步反思:我们现在普遍认同的这一套现代化的话语指明的方向，真的是我们必须达到的目标吗?

五、重大战略转变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

大家知道，我们过去所希望达到的大目标叫四个现代化，即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技现代化。这个目标是在改革开放一开始提出的，当时提的是要在2000年争取实现四个现代化。可到了2000 年，好像大家也没怎么关注实现没实现，就这么过去了。但是，如果人们稍微注意一下，会发现在提法上的变化还是有的。

1998～1999 年，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已经改变了20年前的提法。至少“农业现代化”在中国现状下大概是最不可能实现的，所以就提出“在沿海发达地区争取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

中国的文字很有意思，对这个提法的变化，人们可以从多个角度去理解:

一是可以理解为将来只有发达地区能够实现，其他地方就暂时放一放；

二是可以理解为即使在沿海发达地区，也要通过努力争取才可能实现；

三是还可以理解为全国都能实现，只是现在是沿海发达地区要争取率先实现。

后来到2002年，在中共中央十六大的政治文件中已经史无前例地写上了中国的基本体制矛盾“城乡二元结构”。在提出这个基本体制矛盾的同时，也提出了将来要实现“城乡统筹协调发展”，这也可以理解为现在条件还不足，还难以实现开通城乡。而且，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的是，文件针对中国现在不断扩大的三大矛盾，强调了将来在2020年要实现的大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就把过去事实上确实没有能够实现的“四个现代化”的提法，做了实事求是的重大修改。

2003年10月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中央进一步强调了“综合发展观”，这可以理解为今后不再“以GDP论英雄”了。中央还同时特别强调了要实现“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中央的说法，在新世纪开始这几年，正在发生重大改变。并且在世纪之交时，中央就已经明确强调“十五计划”的指导思想是“以人为本”。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又再次进一步强调了这个“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前提。到2004 年2月份，中央还专门召开高级干部学习班，把”综合发展”这个战略思想的转变，强调为“科学发展观”。这时候，“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主要指导思想又得到了强调，还把“可持续”这个理念也引入了新的指导思想。也就是要“以人为本”，综合协调，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2004 年3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温家宝总理做的政府工作报告很完整地阐述了重大战略转变的主要内容。应该说，这是从2002 年十六大，到2003 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再到今年两会的报告，大体上是把对这个战略转变的认识不断细化，解读，逐渐演化为政府的政策。也因此，我们才高度评价党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200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循环经济”，都意味着中央对粗放式经济增长的警觉:不合理的浪费必须杜绝，无节制的消费必须避免，不可以再放任产业资本盲目扩张。政府工作报告把2004 年的经济增长指标定位在7%，同时把2004年的其他经济指标也大幅度压低。例如，2003 年的进出口增长是37%，而把2004 年的进出口增长定为8%。

很多人对此不理解:中国在高增长的阶段上为什么把指标订得这么低呢?究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央已经认识到这样的粗放增长是不可持续的。所以，我们高度评价中央提出了“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我们要的是有效的经济，循环经济，不能盲目地鼓吹消费主义。因此，对现代化问题进行反思，其实也是和中央政府的政策考虑有一定的呼应；也因此，对现代化进行解构就不仅仅是一个普通调查研究者的个人感受，也应该和一系列政策讨论相关。

六、后记

本文所探讨的解构现代化，是多年自我反思的结果，是在有条件以更广阔的视野去看这个世界，特别是去发展中国家做考察，做比较研究，才逐渐形成了对我们今天很多问题的重新思考。

当然，这些思考还只是片面的，简单的，我调查得还很不够，有生之年我会更多的去做这样的调查，去丰富自己的感性认识。现在将这些年跑来跑去所凌乱形成的一些感性认识写出来。我经常感到很惭愧，因为对现代化的认识现在还只能处在感性认识阶段。不过，这个感性认识已经让我觉得很多约定俗成的话语值得怀疑了。

我觉得，作为和这个国家一起长大的一代人， 我们应该趴下做年轻人的垫脚石，让他们走过去的时候稳一点。而我们能提供垫脚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反思，是我们的解构，是我们对这一套大家已经约定俗成的话语的认真思考。

年轻人现在从书本上，在大学里学的东西，可能缺乏了必要的反思精神，等积累了一定的实践之后，所感受的东西可能和书本上的东西不一样，到那时也可能也会进行痛苦的反思。与其如此，那还不如我们先把我们已经经历的东西，能反思的东西先做了，然后告诉年轻人，让他们现在就开始讨论，不至于到时候麻烦成堆，教训成堆，再想调整已经很难了。

来源：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